趙沨

趙沨在中央音樂學院不同時期的留影。

欄目顧問：顧之川 策劃：王健

□記者 王錦春 付永奇

核心提示：

他早年投身革命并與音樂結(jié)緣，以音樂為武器與敵人斗爭，用音樂鼓舞人民，被稱為“黨在文藝戰(zhàn)線堅強的戰(zhàn)士”。

他組織領導了新中國音樂教育的一些重大活動，為倡導“美育”鼓與呼，被譽為“黨在音樂教育戰(zhàn)線上的頭號功臣”。

他去世后，新華社在電訊稿中把他譽為“我國著名音樂理論家、音樂教育家、新中國專業(yè)音樂教育事業(yè)的開拓者”。

他就是祖籍周口項城的音樂大家——趙沨。

護送民主人士秘密離港

帶著新的使命，趙沨到達香港。由于當時緬甸戰(zhàn)事仍在繼續(xù)，他只得暫留香港。1947年6月，為培養(yǎng)音樂人才，趙沨與李凌等人籌建了香港中華音樂院。

1947年冬，趙沨來到新加坡，受聘于陳嘉庚創(chuàng)辦的華僑中學，擔任國文和音樂教師。在陳嘉庚先生的支持下，他還創(chuàng)辦了當?shù)氐谝凰魳穼W?！腥A藝術(shù)?？茖W校。

在香港、新加坡停留的時間雖短，趙沨卻為當?shù)夭ハ铝宋乃嚨姆N子。

1949年年初，北平已經(jīng)和平解放，新中國即將誕生。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，由趙沨擔任華南青年代表團團長，率團趕赴北平，參加第一屆全國民主青年代表大會。那段日子里，趙沨每天都滿懷興奮，渴望早一點回到祖國懷抱。

恰在此時，趙沨又接到一項隱秘而重要的政治任務——護送一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。

郭沫若、馬寅初、歐陽予倩、馬思聰?shù)让裰魅耸亢臀幕缑艘奖逼絽⒓有抡螀f(xié)商會議，同時還有一些來自新加坡、香港等地的青年學生北上解放區(qū)。組織上安排趙沨全面負責他們的北上行程。從香港北上解放區(qū)需秘密進行，有人乘坐波蘭輪船，有人搭乘挪威貨輪，部分人取道東北，也有人需繞道朝鮮。這是一項很重要很細致的工作。經(jīng)過周密安排，這批民主人士最終全部安全離港并抵達北平。大多數(shù)民主人士的家屬是最后一批撤離香港的，需由趙沨親自帶隊回解放區(qū)。趙沨陪著他們在海上航行了多日才到北平。

趙沨到北平的那一天，正值全國民主青年代表大會閉幕，他成了沒有參加大會的青年代表團團長。

隨機應變 化險為夷

當然，北上的路并非坦途，而是充滿了艱辛和風險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釀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憑借多年歷練出的沉著與膽識，趙沨成功化解了一個又一個危機。

一天，趙沨正在開小組會，一位準備北上的同志急匆匆?guī)е唵涡欣钫襾?。原來，碼頭搬運工在為他搬運行李后，竟索要500元港幣的腳力錢。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(shù)目。事情看似不大，但若處理不當，極易引發(fā)不必要的麻煩。

正當雙方爭執(zhí)不下時，趙沨匆忙趕到。他用夾雜著普通話的廣東話對搬運工說：“你要的錢太多了，給你20塊就很多了。從碼頭到這里，坐電車才兩毛錢，坐的士也不過兩三塊錢，你要這么多錢是不行的。”對方仍不罷休，趙沨轉(zhuǎn)而用純熟的廣東話說道：“大嘍（大哥的意思），那我們到大街上說去。”聽聞這市井氣十足的話語，搬運工的態(tài)度頓時軟了下來。最終，趙沨以30元港幣順利解決了此事。

為保證安全，民主人士北上多搭乘外國貨輪。一天，趙沨負責護送馬寅初先生登船。馬寅初先生年紀比較大，身體也比較胖，行動不便。上小船的時候，他手中一個小皮箱不慎打開，里邊的照片散落出來，照片上寫有“寅初老師留念”及敬語字樣。如果這些照片被人看見，馬寅初的身份必將暴露。趙沨急忙俯身幫忙收拾。

這時，一名警察走過來，盯著馬寅初尚未合攏的皮箱，就要檢查。趙沨一看不好，迅速從口袋里掏出200元港幣，塞到警察手里，順勢握了握對方的手，低聲道：“大嘍，請你飲茶去吧！”警察見錢眼開，拿著錢走了。眾人抓緊時機迅速登船，這才躲過一劫。

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的夏衍同志聽聞這兩件事，半開玩笑地說：“趙沨這個人，聰明機靈，能隨機應變，會辦事，三教九流都能應付。”從此，趙沨就得了一個“善于應付突發(fā)事件，三教九流都能應付”的美名。

指揮《東方紅》大合唱

在香港送走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、文藝界名流和華僑青年后，趙沨的心早已飛回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。即將歸國，他思忖著該帶一份怎樣的禮物。

想來想去，他買了一臺當時最先進的鋼絲錄音機，準備帶回國內(nèi)，獻給即將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。

沒想到，這臺錄音機后來真的派上了大用場。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同志的講話，就是用這臺錄音機錄下來的，并在會議期間多次回放給代表們聽。這卷珍貴的錄音，后來還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多次播出。

1949年6月， 趙沨抵達北平。此時，新政治協(xié)商會議籌備會正在召開，趙沨被安排至籌備會秘書處工作，并同時兼任無黨派人士小組的秘書，該小組的召集人是郭沫若。不久，趙沨又受命擔任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秘書長。7月，第一次全國文代會開幕，全國文藝界代表歡聚一堂，場面令人激動。而大會的高潮出現(xiàn)在次日——原定由周恩來同志作政治報告，未曾想毛主席也親臨會場。

毛主席的到來，讓全場沸騰起來，有人激動地喊：“唱歌！唱歌！”

當時，趙沨正在臺上處理會務。見到這一情景，他立即走到舞臺中央，揮手指揮全場高唱《東方紅》。

一時間，激昂的歌聲與熱烈的歡呼響徹會場，充分表達了大家對開國領袖毛主席的崇敬與愛戴。作為指揮，趙沨也和大家一樣，流下了激動的淚水。

文代會結(jié)束后，趙沨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(xié)會秘書長。

文代會剛落下帷幕，趙沨又作為音樂界代表，隨新中國第一個出國代表團奔赴匈牙利，參加世界民主青年聯(lián)合會代表大會。

當好新中國的“墊腳石”

有一段時間，吳錫麟因忙于學校教學，沒有時間練習鋼琴和唱歌，這與她成為歌唱家的夢想產(chǎn)生了矛盾，令她十分苦悶。趙沨知道后，就勸她說：“新中國就要建立了，我們這一代人必定是新中國的建設者。新中國百廢待興，要想使新中國強盛起來，我們這一代人就得艱苦奮斗，先把鋪路搭橋的工作做好，別無選擇，這是時代給予我們的使命。為了建設新中國，就要有做‘墊腳石’的思想準備。有了這種思想準備，新中國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就會愉快地去做什么。革命需要第一，而不能沉醉在自己的夢想之中鬧情緒，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！”這番胸懷開闊的話語令吳錫麟深感敬佩，她欣然接受了趙沨的勸告。

在吳錫麟看來，趙沨能把每項工作都做得很好不是偶然的，是為新中國做“墊腳石”的思想在支撐著他。

1949年11月，趙沨任新成立的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，并兼任計劃調(diào)查研究室主任。他接手的第一項工作就是“掃除文盲”。

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全國職工特別是產(chǎn)業(yè)工人的文盲比例之高令人吃驚，部分行業(yè)甚至達到90%。為此，文化教育委員會與全國總工會聯(lián)合成立了全國職工掃除文盲委員會，由全國總工會負責人擔任主任，趙沨與另一名同志任副主任，共同負責掃盲工作的具體組織實施。從掃盲課本的編寫、掃盲標準的制定，到掃盲地區(qū)的調(diào)研、工作方法的探索，各項工作千頭萬緒，皆需統(tǒng)籌推進。

懷著建設新中國的激情，趙沨帶領工作組馬不停蹄地到各地調(diào)研。唐山開灤煤礦、東北撫順煤礦、鞍山鋼鐵廠、大連造船廠等北方重工業(yè)基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趙沨調(diào)查發(fā)現(xiàn)，經(jīng)過幾個月的掃盲，很多人能夠認識1000多個漢字，會寫自己的名字和簡單書信，達到了初步脫盲標準。然而，一年半載之后，所學內(nèi)容往往被遺忘，出現(xiàn)了“文盲反彈”現(xiàn)象。為鞏固掃盲成果，趙沨等人會同教育專家深入研究，制定出一些鞏固和擴大掃盲成效的舉措，并細化了具體做法和實施方案，及時下發(fā)全國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
經(jīng)過兩年多的努力，全國青年職工中的文盲基本消除，老年職工中的文盲數(shù)量也大幅度減少。這是趙沨在文化教育委員會主持的一項具有全局意義的工作。

率團赴歐洲、拉美演出

1952年，趙沨調(diào)任文化部辦公廳主任。

1955年，法國巴黎舉辦第二屆國際戲劇節(jié)，邀請我國派團參加。為很好地展示中華民族的戲劇藝術(shù)，我國決定組團參加。代表團團長由文化部副部長擔任，趙沨任副團長兼藝術(shù)指導。當時許多西方國家尚未與新中國建交，為擴大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，中央決定將該團定名為“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藝術(shù)團”。臨行前，毛主席接見了代表團團長和趙沨，并指示外交部為代表團領導簽發(fā)外交護照。

接見結(jié)束后，周恩來總理對趙沨說：“趙沨，你記住下面十二個字是總方針：文化先行，貿(mào)易緊跟，爭取建交。”聽了周總理的指示，趙沨既感到親切，又覺得使命光榮、責任重大，鄭重地回答：“是，總理，我記住了！”

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藝術(shù)團的節(jié)目以京劇和歌舞為主，演出獲得空前成功，受到卓別林等歐洲著名文化人士的稱贊。戲劇節(jié)結(jié)束后， 趙沨又率團赴英國、比利時等歐洲十國演出。

在法國期間，趙沨還完成了一項富有意義的任務。出國前，他想到國內(nèi)音樂資料奇缺，便考慮趁此機會在歐洲采購一批。他大膽向周總理說出這一想法，周總理批示撥付4000萬舊法郎?？?。在法國演出的間隙，趙沨來到巴黎塞納河畔的舊書市場，仿佛走進了音樂歷史的寶庫。這里的唱片、書籍讓趙沨大開眼界，他用總理批撥的經(jīng)費，購置了一批在國內(nèi)未曾見過的圖書和音像資料。這批資料后來充實了國內(nèi)圖書館館藏，改善了當時音樂資料短缺的現(xiàn)狀。

1956年8月，趙沨以中國藝術(shù)團藝術(shù)指導兼副團長的身份，率團赴拉丁美洲訪問演出。藝術(shù)團先后在智利、巴西、阿根廷、烏拉圭等國演出京劇與歌舞，受到當?shù)孛癖姷臒崃覛g迎與高度評價。出訪期間，趙沨撰寫的《南美見聞》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，向國內(nèi)讀者生動介紹了拉美風土人情與藝術(shù)團演出盛況。

連續(xù)兩次成功率團出訪，使趙沨真切感受到中國藝術(shù)在國外的無窮魅力，也增強了做好文化工作的自信心與責任感。

外交才能獲李克農(nóng)賞識

1956年11月，趙沨調(diào)任文化部對外文化聯(lián)絡司司長。有一天，外交部主管人事工作的副部長李克農(nóng)請周揚、陽翰笙、夏衍和趙沨一起吃飯。

李克農(nóng)請文化部的三位副部長吃飯，為什么讓自己作陪？趙沨心生疑問。李克農(nóng)微笑著解釋：已與文化部的領導商定，調(diào)他到外交部工作，借此機會正式宣布這個決定，并要求趙沨一旦辦好調(diào)動手續(xù)，立即到外交部報到。

夏衍隨后說明了調(diào)趙沨去外交部的緣由：近兩年來，趙沨率團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的演出交流中，處事機敏靈活，在外交場合展現(xiàn)出出色的思辨和口才。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藝術(shù)團于巴黎首演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，面對一些對新中國不了解、不友好的文化界人士和記者接連提出的挑釁性問題，趙沨從容鎮(zhèn)定、反應迅捷、應對得體，言辭不卑不亢，贏得現(xiàn)場一片贊許。這些好評傳到國內(nèi)，引起了李克農(nóng)的注意。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各部門都需要精兵強將，李克農(nóng)認為趙沨是個做外交工作的人才，因而決定調(diào)他到外交部。

這對趙沨而言又是一次新的考驗。就他個人而言，服從組織分配是理所當然的，唯一顧慮的是自己能否勝任。

然而，就在趙沨即將赴任外交崗位之際，情況再次生變。一日晚間，文化部黨組書記突然找到趙沨，傳達了組織決定：派他前往中央音樂學院工作，并要求第二天即報到。

探索中國音樂教育之路

1956年冬，趙沨到位于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任職，主持學院黨委工作，并在院長馬思聰外出期間代理院長職務。

中國的社會主義音樂教育體系應當從何起步？到任后，趙沨時常思考這一問題。

到中央音樂學院工作不久，趙沨便積極推動中央音樂學院正式設立音樂學系，初期開設中國音樂史、外國音樂史、民族音樂理論三個專業(yè)。面對音樂學院缺少哲學和美學教師的困境，他提出“先上馬，后加鞭”的思路，選派音樂學系數(shù)位青年教師脫產(chǎn)到北京大學進修，重點聽美學家朱光潛、哲學家賀麟的課。此舉不僅旨在為青年教師與學生搭建研習音樂美學的平臺，推動相關議題從哲學層面得到探討與回應，也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音樂教育事業(yè)奠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。

在中央音樂學院，趙沨提出，學習外國音樂的學生必須粗通中國音樂，學習民族音樂的學生也必須粗通外國音樂。他主張表演專業(yè)的學生應掌握一中一西兩種樂器，以一為主、一為輔。學西洋樂器的學生，不僅應能駕馭西方交響作品，也應能演繹中國管弦樂曲；學習民族樂器的學生，同樣應兼通中西。這不僅關乎演奏能力的提升，更關系到如何推動并創(chuàng)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交響音樂學派。趙沨還提出，學院的老教授同樣應當補上中國音樂這一課。

趙沨提出的“學兼中西，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音樂教育”理論，在學院乃至業(yè)內(nèi)獲得了廣泛認同。到1966年，一套完整的專業(yè)音樂教育體系已在中央音樂學院基本形成，這也成為他對新中國音樂教育事業(yè)最重要的貢獻之一。

負責籌建國家大劇院

1959年，中央音樂學院遵照周恩來總理指示，從天津遷回北京。不久，中央決定在人民大會堂西側(cè)建國家大劇院，周總理把籌建國家大劇院的任務交給趙沨，任命他為主任，組建國家大劇院籌備小組。

周總理對國家大劇院提出了很高的標準與要求。趙沨深知此事艱巨、責任重大。他親自走訪各方專家，并邀請清華大學從事建筑設計、音響工程、美術(shù)設計的五位青年專家加入籌備小組，隨即安排他們外出考察學習。歷時半年，他們?nèi)〗?jīng)回來。趙沨安排他們以當時正在建設的中央音樂學院大禮堂為試點，開展相關實驗，為后續(xù)國家大劇院的設計與建造積累實踐經(jīng)驗。

趙沨與專家共同研討、動手實踐，虛心向他們學習，協(xié)助總結(jié)技術(shù)經(jīng)驗。最終，新建的中央音樂學院大禮堂在各項指標上均達到預期效果，令人滿意。

20世紀60年代初，正當趙沨和籌備小組滿懷熱情，準備將在中央音樂學院大禮堂建設中取得的經(jīng)驗運用于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建造時，國家進入經(jīng)濟困難時期，國家大劇院建設被迫暫停，趙沨所負責的籌備工作也隨之中止。

芭蕾舞劇《紅色娘子軍》開拓新路

1964年春，經(jīng)周恩來總理提議，趙沨兼任中央歌劇舞劇院院長。

當時，文藝界正在反對舞臺“名、洋、古”之風，以排演西方歌劇舞劇見長的中央歌劇舞劇院一時陷入迷茫，前路何在？趙沨到任后，經(jīng)過深入調(diào)研與思考，提出了“哪里跌倒哪里爬”的主張，即在劇院熟悉的西方歌舞劇表現(xiàn)手法基礎上，創(chuàng)作出具有民族風格、時代氣息、為人民服務的中國作品。在討論芭蕾舞團的創(chuàng)作計劃時，趙沨力排眾議，主張以電影《紅色娘子軍》為題材，創(chuàng)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芭蕾舞劇《紅色娘子軍》。

紅軍女戰(zhàn)士、受壓迫的丫頭能在舞臺上跳芭蕾嗎？創(chuàng)作初期，不少人抱有這樣的疑問。趙沨堅定走中國化、民族化之路，鼓勵演員大膽探索與創(chuàng)新。

創(chuàng)新需有方向，而生活是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的唯一源泉。芭蕾舞劇《紅色娘子軍》的導演、演員深入部隊體驗生活，為戰(zhàn)士演出，向戰(zhàn)士學習瞄準、射擊……由此創(chuàng)作出“射擊舞”“大刀舞”等生動段落。

1964年9月27日，現(xiàn)代芭蕾舞劇《紅色娘子軍》進行彩排，周恩來總理親臨觀看。

彩排結(jié)束后，周總理上臺講話，鼓勵全體演職人員：“我祝賀你們，你們的創(chuàng)作很成功，很好！”并詢問：“明日就請你們給西哈努克親王演出，有信心嗎？”大家激動地回答：“有！”第二天，劇團在天橋劇場為西哈努克親王成功獻演。

10月7日，劇團接到通知：毛主席在明天晚上要看《紅色娘子軍》的演出。

第二天，毛主席看完《紅色娘子軍》的演出，評價道：“你們的演出方向是對頭的，革命是成功的，藝術(shù)上也是好的?！敝飨€建議：“你們這樣演，老百姓看不懂，應該在戲的開頭加一個過場戲，介紹戲里的內(nèi)容?！?/p>

為毛主席演出后，劇團次日即赴廣州為廣交會演出。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趙沨和演創(chuàng)人員共同完成了序幕的加工與完善。

《紅色娘子軍》的成功，開創(chuàng)了芭蕾舞劇中國化道路，成為趙沨音樂事業(yè)中的得意之作。

1964年年底，趙沨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。自1975年起，他連續(xù)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。

力主設立藝術(shù)類碩博學位

1975年至1982年，趙沨全面主持中央音樂學院工作。在前任院長馬思聰、呂驥的辦學基礎上，他率領師生群策群力、共同奮斗，推動中央音樂學院逐步躋身世界先進音樂學府行列。在音樂教育實踐中，他善于處理政治與業(yè)務、中學與西學、育人與育才、重點培養(yǎng)與普遍提高、技術(shù)與藝術(shù)、學習與實踐（包括勞動）等一系列關系。

1979年，趙沨受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，并擔任文學（藝術(shù)）學科召集人。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討論藝術(shù)學學科是否有資格和必要獲得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授予權(quán)的會議上，專家們意見不一，部分權(quán)威專家不主張在藝術(shù)學學科設立碩博學位。趙沨認為，這是關系到我國藝術(shù)教育長遠發(fā)展的大問題。

在評審會上，趙沨從中華民族悠久的音樂歷史、新中國音樂在國際上的地位，到我國音樂走向世界的現(xiàn)實需要，條分縷析、慷慨陳詞，以充分的理由論證了我國設立藝術(shù)學學科碩士、博士學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經(jīng)過他在多次評審會議上的有力陳述和堅定推動，專家們最終接受了他的意見，投了贊成票，正式成立了藝術(shù)學學科評議組。趙沨繼續(xù)擔任該組召集人，并主持擬訂了國家學位目錄中音樂、美術(shù)、設計藝術(shù)、戲劇、戲曲、電影電視以及書法等專業(yè)的學科目錄。

為音樂教育鼓與呼

1983年趙沨退居二線后，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國民音樂教育事業(yè)中，第一件事便是為倡導“美育”大聲疾呼。他聯(lián)絡音樂、美術(shù)界專家學者發(fā)表了關于加強普通學校藝術(shù)教育的倡議書，引起國家教委重視。隨后，國家教委藝術(shù)教育委員會成立，趙沨任該委員會第二、第三屆主任。

為了解基層音樂教育現(xiàn)狀，他廣泛開展調(diào)查研究，足跡遍及設備完善的大城市學校，也深入偏遠農(nóng)村僅有民辦教師支撐的小學。他一路走訪、一路呼吁、一路撰文，強調(diào)“沒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”，倡導全社會重視音樂與美術(shù)教育。為此，他先后發(fā)表十幾篇文章，為藝術(shù)教育高呼，提出“藝術(shù)是培養(yǎng)社會主義新人必需的教育內(nèi)容”“學習音樂對孩子的智力發(fā)展大有益處”“中國應當成為音樂文化大國”等觀點，引起國家相關部門高度重視。

趙沨晚年曾因大面積心肌梗塞，數(shù)次站在死亡線上，卻始終泰然處之，依舊為音樂教育大聲疾呼，強調(diào)“音樂教育永無止境，同志仍須努力”。

趙沨有一方“趙沨讀書不求甚解”的閑章，略帶自嘲，亦折射出他好讀書的特點。20世紀80年代后期，他患了白內(nèi)障，視力嚴重下降。此后他的文章均由本人口述、夫人吳錫麟代筆完成?？谑鰰r，他思維敏捷、記憶清晰、邏輯嚴密、出口成章，令人贊嘆?！兑魳费芯俊飞峡d的《讀刊隨錄》，以及發(fā)表于《人民音樂》《中國音樂教育》等報刊的文章，均以這種方式完成。每篇文章無論長短，皆一氣呵成，無需修改。

半個多世紀以來，趙沨在實踐中不斷觀察、思考、總結(jié)、提煉，圍繞中國音樂、文藝、教育等理論問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觀點，為后人留下了一份具有時代意義的學術(shù)財富。

2001年5月，趙沨獲中國文聯(lián)、中國音協(xié)頒發(fā)的首屆“金鐘獎”和“終身榮譽勛章”。

同年9月1日，趙沨因心臟病突發(fā)逝世，那支為人民高歌的旋律戛然而止。

新華社在電訊稿中把他譽為“我國著名音樂理論家、音樂教育家、新中國專業(yè)音樂教育事業(yè)的開拓者”。

趙沨一生以音樂為武器，與敵人斗爭，用音樂鼓舞人民，被譽為“黨在文藝戰(zhàn)線堅強的戰(zhàn)士”。著名音樂家呂驥曾評價他是“黨在音樂教育戰(zhàn)線上的頭號功臣”。

（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）